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提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是举全校之力打造的智库平台，每个季度定期发布中国宏观经济报告，至今已有14个年头，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影响，起到了咨政启民的作用，形成了很好的品牌效应。进入2022年以来，受多重因素挤压影响，世界经济出现较为明显的滞胀现象，中国经济面临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因素影响以及房地产市场调整、资本市场问题等一系列挑战，所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也非但没有减缓、反而加剧。在此背景下，国内外众多研究团队对世界和中国下一步经济复苏的路径、态势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研究，上海财大团队的特色是基于量化模型结合不同情景假设、政策假设进行形势分析和政策建议。他表示，宏观经济研究的落脚点在于逻辑和方向的判断，期待课题组立足中国、扎根中国并与政策部门、学界同行加强互动，为加深对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理解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根据课题组的测算，在基准情景下，2022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4.3%，CPI增长2.1%，PPI增长6.4%，GDP平减指数增长3.4%，消费增长1.8%，投资增长6.2%，出口增长9.5%，进口增长5.7%，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USD）将在6.8附近宽幅双向波动。田国强同时也表示，鉴于影响经济预测结果和准确度的因素较多，包括政策工具变量及其力度、经济波动、突发事件等随机变量，如上半年的疫情等因素、考虑到政策力度加大、疫情反复、民企违约风险加剧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课题组给出了7种不同假设情景，并就为了达到5%的经济增速，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不同情景下需要在基准假设之外作出的调整力度进行了模拟分析。课题组不只是给出短期政策应对建议，更注重影响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并给出中长期改革治理建议。因此，课题组在研究中坚持“长远视角、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风险防范”五位一体，力求通过“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相结合的方法，使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
基于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走势、内外部主要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分析，田国强探讨了中国如何以更大力度改革开放实现短期稳住经济大盘和中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并重点剖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认识误区及其改革应对，探讨如何将建设统一大市场的三大误区转变成处理好三大关系，即高效规范与充分开放、公平竞争与创新垄断、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的关系。
他提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着来自总需求下降、通胀压力上升、失业率上升、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金融机构风险扩大、产业链供应链“内缩外移”、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增大等7大内部风险和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大幅放缓、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正在加大2大外部风险。面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跨周期政策设计、逆周期政策调节均有其现实必要性，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保市场主体政策、保基本民生政策等一揽子稳经济政策措施的出台，可起到一定的停损止跌作用，但过多采用有许多后遗症、副作用，要科学地用、慎用和少用。固本清源，应多用制度、法治和改革举措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中国经济要真正实现短期稳住经济大盘和中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目标，关键还是要靠减少不利资源有效配置的各种壁垒和把握好政策调整的时度效，通过市场力量、改革力量、开放力量，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让经济主体具有充分的信心及经济选择自由，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促进产权明晰与契约自由、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方面的作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务实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上新台阶。
田国强表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将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新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背景下从政府间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入手，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加快市场取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一是基于公共服务型有限政府定位重新界定政府间关系，根据信息对称强弱、外部性大小及是否激励相容，纵向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横向推动地方政府间合作凝聚区域市场一体化力量。二是基于有效市场目标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善做减法，放松政府管制、精简过时法律法规，为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供充分的制度基础空间，同时在维护和公共服务方面多做加法。三是基于竞争中性原则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不断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制度，依法监管、提振民营信心，为创新驱动营造良好环境。
随后，课题组首席专家黄晓东教授对《2022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进行了详细解读。他指出，2022年以来，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滞胀风险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等国际国内复杂局面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大，使得上半年宏观经济暂时偏离正常增长轨迹，出现房地产企业偿债压力加大、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攀升、金融机构风险敞口有所扩大、产业链供应链紊乱与“内缩外移”、疫情不时反弹等主要风险，给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带来挑战。然而，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强、前景广阔，支撑经济运行的有利因素和条件比较厚实，市场信心有所回升（包括企业信心、投资信心、股市回升），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展望下半年，随着疫情得到有效防控、一揽子宏观政策刺激效果的逐步显现以及“十四五”规划项目的全面落地，中国经济将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力，全年经济增速有望稳定在合理区间。
课题组建议，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注重短期逆周期对冲与长期跨周期政策之间的平衡，以更大的力度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力稳住经济大盘，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要继续实施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着力提升政策效能。二是要实施灵活适度的稳健性货币政策，应积极推动贷款利率下行，确保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三是宏观审慎政策要与逆周期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在防范化解风险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四是社会政策要兜住民生底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共同富裕。五是结构性政策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六是健全粮食能源安全政策，夯实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
报告发布后，盛松成、沈开艳、王健、陆挺、李文龙、张秋等分别对报告进行了点评。
盛松成表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14年来每年都持续发表多篇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很不容易。课题组坚持短期分析和中长期分析相结合，中长期要推进制度性改革开放，短期要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经济增长，这也是报告的特色。本次报告全面分析了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和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展望了下半年形势的发展和面临的困难，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写得相当好，相信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沈开艳提出，报告分析视角非常全面，从价格、总需求、劳动力市场等角度进行了分析，还有绿色发展等比较新颖的角度，重点论述了总体风险和经济下行的趋势、压力等，对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的情景分析也体现了方法论的重要性、科学性。报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判断比较准确，短期要稳中求进，既要控制疫情又要支持经济增长，长期要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不能回到完全依靠刺激措施拉动投资增长的老路，所以消费需求更加重要。
不同的情景可以叠加在一起，中国经济主要风险还是以下行风险为主，2022年宏观经济需要警惕十大态势方面，第一，消费增长的快速回落，短期内看不到扭转的趋势；第二，政策的叠加预期转弱，投资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加；第三，国内外市场环境在收缩，贸易可能会面临较大幅度回落风险；第四，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第五，工业企业效应分化，中下游企业承压越来越严峻；第六，财政收入压力较大，支出缺口在进一步扩大；第七，房地产内部风险集聚，房地产产业链比较长，波及多个市场；第八，地方债务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再融资风险不断上升；第九，美国货币政策引起滞胀态势的外溢效应将扰动国内要素市场；第十，俄乌冲突、中美关系等国际因素也会对中国全年经济影响带来较大影响。
王健连续关注多年关注课题组，他讲到，课题组系列报告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问题研究的成果。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从粗放型增长进入到了比较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前面临的首要矛盾是增长，只要把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解决，波动在增长中就可以解决。但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成熟，不仅是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稳定经济发展，包括稳定经济政策的力度。这时候相对的量化分析对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更加重要，另外也非常强调各个政策和经济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所以上财高研院建构的这个准结构模型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科学制定能起到非常好的辅助作用。此外，今年就业问题非常重要。就业市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不仅是波动性影响，也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份报告能从经济成本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对就业市场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也是非常可贵的。
同时，报告里面提到目前经济的趋势从房地产经济拉动转向由消费经济拉动，这点我非常认同，比如目前。建议报告以后可以提供更具体的政策措施，如具体要怎样转型，怎样提振双循环，哪些具体的短期政策可以促进消费、稳定信心，并针对上海、北京、大湾区等不同地区提出更具体的政策建议。
陆挺表示，报告非常严谨扎实，质量很高。和业界相比，报告在方法论方面强调结构、模型和计量，这是尤其有价值的地方。当然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建模和计量来做宏观预测也会面临较多困难，因为GDP数据和关键的分部门统计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即使在较短期也是如此。“有鉴于此，以我个人为例，做分析预测时，计量使用较少。一般是在分析最近几个季度甚至几个月的数据关联的基础上，在对关键变量做出预判的前提下，通过分析高频短期数据来预测GDP和其他关键宏观指标的边际变化。” 提三个方面的建议，分别与疫情和房地产有关。
疫情方面，过去几个季度GDP增长主要的波动来自疫情。随着三月初开启的这波疫情的结束，过去几周学界和业界的预测人士大都假定下半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会大幅度的减小。我认为下半年疫情给GDP增长带来的波动性可能确实要明显小于上半年，但我们也不能过于低估疫情有可能带来的波动，尤其是考虑到过去几周我们的周边经济体已经出现较大幅度的疫情反弹，过去几天我国部分地区疫情也有上升的迹象，而且传播性更强的奥密克戎的新变种BA.5已经在某些地方出现 。在我看来，这份预测报告在针对不同疫情情形下的GDP增长预测方面，可以考虑适度增加GDP预测的变动幅度。
另外，随着疫情时间的延长，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从计量角度来讲，疫情延续时间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变量。无论是对企业家的投资预期、家庭的耐用品消费预期、还是居民的房地产投资预期等，疫情延续的时间越长，对未来疫情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越高，这些需求就越有可能会减弱。随着疫情延续时间越长，家庭和企业承受冲击的能力也可能会不断降低，也会影响这些经济主体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这方面我认为也可以在你们未来的预测报告中做更深入的探讨。
房地产方面，报告的讨论已经很扎实，但考虑到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过去一年的大幅下滑，建议可以结合疫情以及宏观政策，适度展开对房地产的讨论。尽管过去几周房地产销售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复苏，但今年下半年房地产行业要出现强劲复苏的局面还存在很大困难。房地产业除了对固定资产投资有很大的直接影响之外，对地方和中央的财政也有很大影响，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尤其值得进一步探讨。
李文龙对报告的分析基本认同，他指出，预测提出的7个情景比较贴合现在情况，建议报告后续的分析可以加入微观大数据，速度更快，准确性也更好，而且和宏观数据相互映衬。
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实际上历年政府对政策的制定以及最后实施的结果普遍超目标。今年困难很大，但差距不会太大，下半年稳定发力，全年增速5%以上是有可能的。对抗疫政策的尺度把握是决定今明两年经济发展关键，围绕抗疫政策的优化、精准化和微观化非常重要。
关于产业链外迁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是我们对外影响力核心，需要阻止大规模外溢，全球产业链声誉的稳定和可靠性也非常重要。现在海外市场已经放开，我们自身如果加码，挑战比前两年都大。
从国内看，今年主要是三个稳定的问题，稳物价、稳增长和稳就业，核心在就业。因此，对小企业的保护是关键。此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关键要落实到地方，而不是出台政策以后大水漫灌或者出台财政税收，需要把传导机制、终极目标和中小企业结合在一起，刺激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这样才能保稳定和保就业。疫情终究会过去，布局后疫情时代的政策，如何做提前量政策和建议，也非常关键。
张秋表示，报告秉承了一直以来的高质量，反映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客观数据和客观事实，对未来经济给出情景分析和政策选项，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参考意义非常大。课题组2021年度提出的关于“双碳”政策如更严格执行、房地产税加速推进将不利于基准GDP目标实现，以及疫情影响等，在后来的实际政策制定及经济运行中也得到了印证。本次报告新列的情景包括俄乌冲突、美国下调对华关税、全球滞胀风险等，这些变量都可能影响下半年中国经济。报告在微观层面研究也非常深入，包括城市环境质量与银行风险、地方债务扩张与金融风险、市场创新与阶段性垄断等之间的关系，这些观点都很新颖。
关于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本人有以下思考：第一，今年为稳增长，财政政策比较积极，但是加大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增加了地方金融系统风险，稳增长、促投资方面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对经济正向作用的程度值得研究。第二，全球滞胀风险比较严重，去年开始大宗商品涨幅很高，最近两三个月跟俄乌冲突相关联的石油、天然气对基准GDP增长产生拖累，但预示经济衰退的铜铝铅锌螺纹钢等工业金属最近几个月大幅下跌，这些都值得研究。第三，有城市发放一些消费券，包括报告指出的对家庭进行财政补贴，也需要进一步跟进研究。
黄晓东、田国强代表课题组对嘉宾的发言进行了回应。黄晓东提出，专家点评很多地方指出了共同的问题，如劳动力市场、就业市场、特别是结构性问题等，都是对当前经济的有益思考。田国强表示，14年来，课题组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态度在推出宏观系列报告，面对既有的约束条件，课题组成员始终秉承“要说就说真话”的宗旨，认真分析每一种可能的情景并给出针对性政策选项，以科学、严谨、严肃的态度履行资政启民责任。
盛松成、陆挺、王健分别作题为《消费恢复是今年稳增长的较大挑战》《下半年的中国经济：不平坦的复苏》《美国通胀与中美合作》的主旨演讲。
盛松成预测，消费恢复可能较为缓慢，原因之一是服务业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他首先回顾了2020年武汉疫情后全国经济复苏的情况，当时工业生产和投资在复工复产之后实现了快速反弹，而一年多后消费才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服务业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表现之一是失业率大幅上升。去年9月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上升，从4.9%上升至今年4月的6.1%，5月回落至5.9%。5月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9%，为2018年该数据公布以来最高水平。实际上，我国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1978年至2021年，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从12.2%上升至48.0%。
他还提出，目前消费意愿减弱，因为随着疫情持续，不少市场主体面临生存考验，导致消费潜力下降。与此同时，居民储蓄大幅上升。今年1-5月，居民存款增量高达7.86万亿元，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5.22万亿元，更大幅高于往年同期的4.62万亿元（2017-2021年均值），而居民贷款仅增加1.33万亿元，大幅低于去年同期的3.71万亿元，也低于近5年的平均水平3.05万亿元，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比上季大幅增加。
盛松成建议，提振消费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预期，高度关注市场主体的生存问题，全面实现复工复产、落实“六稳”“六保”。同时，应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保持一定经济增速对增加就业意义重大。他认为，应逐步推动我国经济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但短期内仍应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因为投资见效更快，要处理好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转型之间的关系。
陆挺从业界的角度，分析了影响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他认为，2022年下半年经济将面临不平坦的复苏，新冠疫情是造成增长波动的最大因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明显加大，去年下半年有个别月份的实际零售已经接近接近零增长。过去几个月受疫情影响主要高频数据发生了巨大波动；零售方面，今年4-5月都是负增长；房地产本来在下行，因为疫情原因下行幅度加剧。5月中旬以后中国经济已经呈现明显复苏。
他认为，今年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比2020年上半年还要大。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复苏将面临四大挑战：一是病毒新变种传播力更强，疫情可能再度爆发，对此造成的经济波动不能掉以轻心，波动大小在于病毒的传播力度和政府防疫策略的演进，复苏之路未必一帆风顺。二是出口增速可能会较大幅度下行。其中既有本身基数高的原因，同时，全球经济增速有可能在下半年开始出现明显下滑，发达国家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叠加国外消费结构从实物转向服务业的影响。三是房地产行业疲软，出现V型反弹的可能性很小。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进而影响消费和投资需求。房地产企业也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而波及金融市场稳定和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四是财政方面。今年中国财政支出力度确实非常大，但问题是面临着巨大的财政收入缺口，最后也会影响基建等方面的支出。
王健以美联储对目前通货膨胀问题的误判作为案例，剖析美国当前的形势，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美经济合作的机遇。他表示，目前美国通货膨胀非常高， 2022年，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持续高位，中国疫情防控又给全球产业链带来影响，这些突发事件把通胀的跨度延长了。但制定政策时已经是在获得当时所有信息情况下做出的最好判断，所以评价政策也要客观。
他建议，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还是要寻求和美国、欧洲等西方经济体的合作。美国实体经济和资产价格之间脱节严重，政府债务问题严重，造成市场对长期通胀非常担心。而美国的宽松政策在短期内难以逆转，泡沫风险非常大，美国经济需要相对软着陆，所以中国和美国是有合作基础的。疫情之前，美联储采用比较宽松的政策，新增政府债务主要是靠美联储购买，现在通胀预期增强，政府债务负担在疫情后加重，需要更多投资人来购买，这也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新的模式。金融危机之前中美有类似合作，双方都有获利。
中国可以考虑通过开放金融市场提高投资方面的不平衡，很多美国金融机构希望到中国投资，这部分投资也会变成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的非常重要的节点，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金融机构无法在全球给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可以通过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促进国内金融机构改革。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两个方向形成互补，提高全球竞争力。